赵穗生：中美两国相互了解太重要了 学术交流需破冰

7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和全球领导力学院共同主办了第十三场“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主题讲座。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终身教授兼英文《当代中国》双月刊主编赵穗生在讲座中分享了关于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变化。

赵穗生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演进脉络。他指出，自1949年以来，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传统汉学阶段，侧重历史文化与语言；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经验实证阶段，借助非官方文献与访谈走向社会基层；1980年代至2016年的学科融合与主流化阶段，与政治学、社会学等主流学科深度结合。

然而，赵穗生表示，2016年以来，美国当代中国研究逐渐边缘化。这一判断基于中美关系恶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趋势的变化以及田野调查渠道断裂三重因素。首先，中美关系恶化导致学术交流环境极度恶化，赴华美国留学生数量大幅减少。其次，美国学术界越来越强调量化方法和模型构建，实证研究和国别研究不再受重视。最后，田野调查渠道断裂，学者难以获取一手素材，许多美国学者被迫转向不需赴华的文献研究，削弱了对真实中国的感知力。

赵穗生还提到，丹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曾面临被裁撤的风险，虽然最终保住了中心，但经费已被大幅削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已建立起一百多所区域国别研究院，而美国一个都没有，两国恰好走在相反的道路上。

在互动环节中，赵穗生坦言学术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安全和政治绑架了。他认为元首外交有效止住了双边关系的恶化，形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核心在于建立护栏、防止擦枪走火、避免误解误判。

赵穗生寄语在场学者，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相互了解非常重要。双方需要从政治层面到民间层面努力创造宽松环境，作为学者更要站出来呼吁。这条路很难，但如果连学者都不做了，两国之间就只剩猜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