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原行长周小川：用关税解决全球失衡或是条“弯路” 需多边方式应对

3月24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周小川在“加强区域联动，维护金融安全稳定”主题分论坛中，就当前国际金融协调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发表了深入阐述。他指出，资本流动规模大幅扩张，跨境融资日趋普遍，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推进，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已今非昔比。

周小川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传统上属于各国内政范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社会对跨国政策协调的需求并不强烈。货币是本国货币，通胀是本国通胀，收支平衡与财政问题也主要在国内框架内处理。然而，随着全球化持续深化，这一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了国际协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G20）于1999年正式启动财长和央行行长部长级会议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更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周小川将此视为“危机驱动政策协调”的典型案例，即正是金融危机促使各方坐到一起讨论政策制定与政策协调。然而，他也坦言，危机终会消退，协调的紧迫感随之下降。当前，地区性冲突频发，其根源多在于国内因素，国际社会的介入与斡旋作用仍不明朗。这些地区性冲突会加剧大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提升各国对国内利益的关注，而不是对国际协调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协调变得更为复杂。

周小川提出了当前仍存在强烈国际合作需求的四个重点方向。首先是气候变化，尽管美国已退出巴黎协定，但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欧洲和亚洲国家非常关注，希望做出地区性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其次是支付系统，周小川将其定位为金融基础设施，认为不应仅依赖商业银行或私营平台。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已在跨境支付领域取得积极进展，未来游客消费、线上商户、中小额贸易结算等场景有望实现便捷的互联互通。第三是债务问题，新冠疫情之后部分发展中国家仍面临沉重的债务问题，G20推出的债务延期支付政策及债务重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一诉求，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第四是全球失衡，周小川表示需要多边方式解决投资不平衡、资本流动不平衡等问题。他认为应使用IMF框架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单靠税收等手段。

论坛对话环节，针对亚洲经济体为何普遍倾向于汇率稳定而非浮动汇率的问题，周小川从两个层面作出解释。一方面，具有计划经济历史的国家如中国，传统上倾向于价格稳定，惯用购买力平价衡量汇率合理性，认为既然购买力平价未发生变化，汇率便无需大幅波动。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关注国内经济实体的信心，异常的资本流动可能会导致大规模资本内流或外流，这会夸大经济问题。因此，汇率变动会给决策者带来相当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