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当美西方“跟随者”，土耳其正走向“北约轴心”？

2026年北约峰会落地土耳其安卡拉。当下的北约，正处于艰难时刻，而作为东道主的土耳其，恰是联盟内最特殊的变量之一——它既身处北约东南战略要冲，又以“战略自主”为外交底色，不甘心做西方阵营的“跟随者”。从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到顶住西方压力采购俄制S-400防空系统，土耳其一次次划出自身利益的边界。

据《华盛顿邮报》7月7日报道，特朗普或在本次峰会期间，宣布批准向土耳其出售F-35战机。若这一决定落地，不仅是美土关系的标志性转圜，更坐实了土耳其在跨大西洋安全格局中日益不可替代的战略权重。

土耳其对“战略自主”的追求将如何重塑北约内部的权力平衡？本期《洞见全球》邀请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姜

为您解答。

总统埃尔多安夫妇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

2026年北约峰会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当下，俄乌冲突延宕四载，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多领域对抗愈演愈烈；中东乱局加剧联盟内部信任赤字，使北约经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外界舆论也因此普遍将本次峰会视为决定北约未来走向的战略节点。

值得注意的是，安卡拉峰会不仅事关北约的未来走向，亦为东道主土耳其提供了彰显国家形象与地缘地位的重要窗口。北约峰会议程历来受东道主偏好影响，而土耳其作为当前联盟内部以“特立独行”著称的成员，其将如何左右议程走向尤其值得格外关注。

外媒分析称，土耳其将力求在峰会上以具有塑造力的中等强国形象示人，表明其有能力为北约战略调整作出独立贡献。

01“难缠的盟友”：复杂多变的土耳其与北约关系

在安全诉求与身份认同的双重驱动下，土耳其于1952年正式加入北约。此后七十余年间，双方关系起伏不定，合作与矛盾相互交织。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与北约盟友之间的冲突显著激化，双方对彼此的负面认知亦同步加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202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访的13个北约成员国（含2024年正式入盟的瑞典）中，仅有25%的受访者认为土耳其是可靠伙伴，这一比例在所有受访国家中位列末位。

在西方媒体和学术文献中，土耳其亦常被冠以“北约病夫”、“不可靠的盟友”、“难缠的盟友”、“麻烦制造者”等颇具负面色彩的标签。

与此相应，土耳其公众对北约的信任度颇为低迷。2024年研究报告《北约在土耳其形象分析》指出，在1436名受访者中，31.48%对北约持正面评价；19.5%认为北约对土耳其的政策是友好的；

46.38%认为若有非北约国家攻击土耳其，北约会置土耳其于不顾。

在安全协调与身份认同两大维度上，土耳其与北约盟友均存在显著分歧乃至冲突。

例如，叙利亚问题集中折射出双方在安全威胁认知与利益关切层面的结构性错位。叙利亚危机初期，土耳其与西方盟友曾就推翻巴沙尔政权达成政策协同，但伴随“伊斯兰国”的兴起，双方立场最终走向对立。症结点在于对叙库尔德武装的定性之争。土耳其视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YPG）为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分支，后者被土列为恐怖组织；西方盟友则认为叙库尔德武装是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一支重要地面力量，因此为其提供大量支持。消除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威胁进而确保南部边境安全，始终构成土耳其最为核心的战略安全关切。为此土耳其自2016年起不惜发起四次跨境军事行动，然而此举屡遭北约盟友的公开谴责。

在北约框架无法满足自身安全诉求的情况下，土耳其转而同北约的战略对手俄罗斯、伊朗建立

“阿斯塔纳机制”

，制衡美西方在叙影响力。

2017年土耳其决定采购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再度引发联盟内部一片哗然。

注释：“阿斯塔纳机制”是由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于2017年1月发起，旨在推动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实现停火、合作打击恐怖组织，并寻求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方案的会谈机制。因最初会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而得名。

土耳其海军在安塔利亚湾举行“海狼-2/2026”演习的“杰出观察员日”活动现场

土耳其在环黑海区域的安全关切也与北约不完全一致，相关分歧在俄乌冲突后进一步放大。

土耳其虽在外交层面展现亲乌、亲西方姿态，支持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并扩大对乌安全合作，但拒绝跟随西方制裁俄罗斯，仍同俄保持能源、经贸和安全联系，加剧北约对其盟友资质和忠诚度的质疑。在吸纳瑞典和芬兰入盟一事上，土耳其又利用北约“全体一致”的扩员准则施压，促使两国在反恐政策、武器禁运等议题上作出明确让步。有分析认为，土耳其此举意在借助北约制度性杠杆，使盟友正视其安全关切。

与此同时，北约盟友屡次以背离北约价值观为由对土耳其政府发起责难。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在全国展开“大清洗”。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随即警告土耳其保持对民主体制和法律至上最高标准的尊重，甚至声称若土耳其不能坚持民主原则，其北约成员国资格或将丧失。欧洲议会也于当年11月决议建议欧委会冻结土耳其入盟谈判，理由是其人权与民主状况持续恶化。

入盟进程的长期搁置致使土耳其政界和公众产生深深的失望和怨恨，为该国的“去欧洲化”转向提供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