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航天迎组网拐点，火箭运力是瓶颈

　　李良认为，真正决定商业航天的，不只是发射数量和市场热度，更是可重复使用技术能否成熟、卫星制造能否实现稳定批产，以及应用端能否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

　　21世纪经济报道推出“聊懂新‘新三样’”系列主题专访，邀请产业界与资本市场嘉宾，讨论商业航天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组网过程中出现的新技术、新需求和新投资机会。

　　当前，商业航天正站在政策体系成型与规模化组网的交汇点。观察中国商业航天领域发展，政策体系加快成型，可重复使用火箭、卫星批产和低轨组网进入产业化关键期；但运力、成本、产能和测控资源仍制约发射节奏，太空算力则处在早期技术验证阶段。

　　一方面，顶层设计持续完善，可重复使用火箭、低轨卫星互联网等国家重点任务加速推进；另一方面，火箭运力、卫星批产能力以及发射场和测控资源仍待补齐，产业距离真正实现高频、低成本发射尚有距离。

　　近期，21世纪经济报道“聊懂新‘新三样’”系列专访了中国银河（601881）证券军工行业首席分析师李良。在他看来，国内商业航天已经进入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组网转型的关键阶段，政策、技术和市场需求正在形成合力，但产业链各环节的成熟度并不一致。

　　李良认为，商业航天是典型的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行业。真正决定产业能否跨过规模化门槛的，不只是发射数量和市场热度，更是可重复使用技术能否成熟、卫星制造能否实现稳定批产，以及应用端能否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

　　政策进入落地期

　　2025年11月，国家航天局印发《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提出到2027年基本实现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并从五个方面部署22项重点举措。商业航天由此进一步被纳入国家航天发展（000547）总体布局。

　　在李良看来，当前政策环境呈现出“顶层统筹、资金支持、市场开放”的立体格局，行业正从政策框架搭建进入具体措施落地阶段。

　　“商业航天司的设立实现了统一归口管理。”李良表示，此前商业航天项目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和环节，统一管理有助于理顺监管体系、提高审批效率，也为企业制定长期规划提供更稳定的预期。

　　除顶层治理外，长期资金引导、政府采购扩容和资本市场支持也在逐步完善。李良认为，这些配套政策最直接的作用，是降低行业不确定性，缓解企业在火箭研制、卫星产线建设等环节面临的高投入压力，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形成更紧密的协同关系。

　　此外，2026年的国家航天重点任务，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产业化进程的预期。

　　根据国家航天局发布的信息，2026年我国将推进天问二号近距离探测、神舟二十三号等任务，并开展多型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飞行验证。

　　其中，可重复使用火箭被普遍视为商业航天降低成本、提高发射频率的关键环节。李良认为，多型火箭进入飞行验证，将为民营火箭企业提供更明确的技术方向，也有望加快液氧甲烷发动机、箭体回收等关键技术迭代。

　　与此同时，深空探测和载人航天形成的技术外溢，也可能提升商业卫星的探测、通信和在轨服务能力，带动遥感、太空数据服务等应用拓展。随着部分国家级基础设施和供应链进一步向商业主体开放，企业的研发测试成本有望下降，并获得更稳定的订单来源。

　　“2026年国家航天重点任务将推动商业航天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李良说。在他看来，技术验证、市场需求、标准规范和资本投入共同推进，将为更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形成创造条件。

　　组网提速仍受四重约束

　　如果说政策和任务规划提供了产业发展的确定性，那么中国低轨星座的实际建设进度，则更直接地暴露出商业航天当前的供给瓶颈。

　　从实际进展看，星网、千帆等大型星座的发射频次和在轨卫星数量，与其规划规模之间仍有差距。李良认为，影响组网速度的因素并非单一环节，而是集中在火箭、卫星、技术验证和基础设施四个方面。

　　第一是火箭运力和成本。目前，国内可重复使用火箭仍处于密集验证阶段，规模化、高频次发射能力有待形成。与此同时，一箭多星的适配能力和发射频率仍有提升空间，单位发射成本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有进一步下降空间。

　　对于低轨星座而言，只有当火箭能够稳定复用，并以足够高的频率持续把卫星送入轨道，发射成本才可能被显著摊薄。因此，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研发既是技术竞赛，也是决定商业航天成本的关键变量。

　　第二是卫星批产能力。星座组网需要短时间内制造并交付大量标准化卫星，这对整星装配、核心部件供应、产线良率和质量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李良表示，当前国内整星和部分核心部件仍存在产能缺口，批量制造能力与大规模组网需求尚未完全匹配。

　　第三是关键技术仍待验证。星间激光通信载荷、大规模星座组网和轨道协同管理等技术，决定卫星能否从单点运行转向网络化运行。相关技术的研发虽然在持续推进，但仍需要更多在轨验证和工程数据积累。

　　第四是发射场和测控资源相对紧张。随着商业发射任务增加，发射工位、测控网络和任务窗口需要同时扩容。李良指出，商业发射排队周期仍然较长，基础设施资源可能成为影响发射节奏的又一约束。

　　这意味着，商业航天当前面对的并非简单的“火箭不够用”，而是火箭运力、卫星制造、组网技术、发射与测控资源之间的系统性协同问题。任何一个环节未能及时扩容，都可能拖慢整个星座的建设节奏。

　　太空算力仍在验证期

　　在低轨卫星互联网之外，太空算力正在成为商业航天与人工智能交叉发展形成的新的市场概念。

　　太空算力的基本逻辑，是将计算载荷送入轨道，在太空完成部分数据处理和智能计算，以减少海量原始数据回传地面的需求，并探索新的能源和散热方案。

　　李良将太空算力视为“AI和航天融合的超级增量赛道”。在他看来，地面数据中心面临电力消耗、散热和地理布局等约束，而太空算力长期可能为全球算力体系提供补充。

　　不过，这一赛道离实现大规模商业化仍有较长距离。

　　李良判断，2026年至2028年，太空算力将以小型载荷验证为主，率先探索航空、航海和应急等需要实时处理的场景；2029年至2030年，如果可重复使用火箭和国产算力芯片趋于成熟，单位算力成本可能明显下降，并开始进入规模化商用；2033年以后，轨道算力集群可能进一步扩张。

　　李良还预测，在较为乐观的技术和成本假设下，太空算力单价可能下降90%以上，并在更长时期内对部分地面高耗能数据中心形成替代。

　　从产业链机会角度看，李良建议按照“上游卡脖子、中游强刚需、下游高弹性”的框架进行布局，即：

　　上游核心元器件，其技术壁垒较高、国产替代空间较大，涵盖抗辐照芯片、激光通信载荷、碳纤维复合材料以及火箭和卫星核心分系统等。其中，抗辐照芯片决定航天器在复杂空间环境中能否可靠运行，激光通信载荷则可能成为低轨星座提升星间传输效率的重要环节。

　　中游的运载火箭和卫星制造是规模化组网的刚需环节。随着民营液氧甲烷火箭飞行验证的不断推进，可重复使用技术的成熟度将成为观察运力释放的重要指标。卫星制造端则需要关注标准化微小卫星平台、相控阵天线载荷和一箭多星适配技术能否进入稳定量产。

　　下游应用更偏长期，包括太空算力、手机直连卫星和遥感大数据服务等。相比单纯出售卫星或发射服务，这些应用能否建立按连接、数据或计算服务收费的商业模式，将决定商业航天能否形成持续现金流。

　　最终来看，从政策加速到技术验证，从单星发射到规模化组网，商业航天正在进入新的产业周期。商业航天的长期价值，不仅在于将火箭送上太空，更取决于如何将运力、制造与应用打造成一套可持续的商业系统。